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有哪些？本文将阐述自己的观点。
1.全球金融危机类似以往的周期性特点
由美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严重性仅次于—年的“大萧条”。从基本面看，此次危机与以往历次经济危机同样都经历了3个阶段——信贷的膨胀、泡沫的破灭和债务的失效；而金融的过度创新对这3个阶段的影响进行了放大。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来看，全球金融危机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使然，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
纵观历次大的经济危机，无一不是处于科技进步和制度革新的间歇期，而危机又进一步催生了下一轮变革。如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欧、美、日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或改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
年代“大萧条”发生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上历史舞台，世界秩序重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深刻影响了世界。20世纪末，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末期的信息网络时代，延长了经济增长期，推动了美方的“新经济”。
然而，随着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红利的减弱和消失，世界再次处于科技和经济秩序变革的“空档期”。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在这个间歇期爆发的，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2.全球金融危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从高峰持续时间和总体损失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相比，破坏力似乎没有那么强；但是其对产业结构的“质疑”和冲击却非常明显。因为所处时代、主导产业、国际分工、经济模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由美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较之以往体现出新的特征。
第一，新的传导路径。以往的经济危机，一般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致使经济波动乃至经济衰退，进而对金融市场特别是信贷体系形成冲击，造成股市崩盘，也就是需求侧的波动导致商品供过于求，并且供求不平衡由实体经济波及虚拟经济。而本轮危机，则是由资产泡沫被挤碎引发，因债务失效以及金融衍生品泛滥，致使金融市场流动性短缺，形成信贷紧缩，进而抑制了投资和消费，造成经济出现衰退，也就是需求侧波动导致资金供不应求，并且供求不平衡由虚拟经济波及实体经济。
第二，新的损失承担者。以往的金融危机，一般是由于不良资产过多而导致商业银行承受重大损失。而在本轮危机中，则因为证券链条的存在，由投资银行而非商业银行承担了最大的损失，华尔街五大投行无一幸免。
第三，新的警戒标准。以往的金融危机，主要以现金流计损，判断金融市场是否稳定，主要是通过查看银行资本金存量。而本轮金融危机，则主要以资本减计计损；尽管各大银行显示其资本金充足，但是因为金融创新产品特别是“杠杆”的存在和滥用，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本金存量已经无法衡量风险是否可控。然而美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第四，新的全球扩散程度。以往的经济危机，一般发源于当时的主要经济体，之后则因为债务关系、贸易往来等，向其他重要工业国家扩散。而本轮危机，在发源于美方的同时，便开始对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产生影响，并且随着危机的深化，不仅发达经济体，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也迅速受到波及。
这是因为，美方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独特的重要地位，美元对全球金融市场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并且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上述因素使全球经济的增长周期趋于同步，国际分工体系更加稳定，以至各个经济体的依存度也不断提高。
3.全球金融危机对美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1）对美方实体经济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方实体经济最为直接和明显的冲击，集中在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一方面，经由“金融市场波动——利率变动——投资变动——生产结构变动”的传导机制，信贷紧缩带来的市场信心不足、信任危机、投资者自身资产缩水，以及资产负债表效应造成的企业获取抵押贷款和间接融资能力的下降，导致实体经济得投资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导致反向财富效应发生，这冲击了原有的借贷消费模式，进而造成了消费结构改变、物价上涨、消费者信心下降，致使美方不论是主要消费市场，还是其他消费市场，都全面萎缩，而消费对美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70%，因此，消费的萎靡导致实体经济严重缺乏复苏动力。此外，从国际投资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由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产业链重组，弱化了美方的国际投资，国际投资的源头逐渐偏离美方。
从投资额看，这一时期美方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越“实”的部分下降越快。而进入年以后，各类固定资产投资的降幅突然加大，充分印证了危机向实体经济部门传导的趋势。在年第二季度到年第三季度这一期间，美方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降，由超过2.1万亿美元的水平下降为1.6万多亿美元。其中住宅投资的下降更快，由多亿美元下降为亿美元，下降了41.1%；非住宅投资由1.5万亿美元下降为不足1.3万亿美元，下降了17.1%。
在非住宅投资中，设备和软件的投资由近2万亿美元下降为不足亿美元，降幅为19.7%。其中工业设备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下降较为显著，分别由亿美元和亿美元下降为亿美元和亿美元，降幅分别为30.2%和62.9%；其他设备的投资下降幅度小一些，由亿美元下降到亿美元，降幅为23.7%；信息设备和软件的投资波动全球金融危机对美方私人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商品消费的下降，特别是耐用品消费的下降，而服务消费受到的影响较小。换言之，同投资受到的影响类似，消费方面也是越“实”的部门受到的影响越大。
在危机期间，美方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总体上比较平稳，有小幅的下降，年第二季度比年第四季度减少了1.9%。其中服务消费有小幅的上升，但是金融和保险消费却与服务消费的变动趋势不一致，而是在波动中略有下降。在商品消费中，非耐用品消费的下降不明显，年第二季度比年第四季度下降了2.9%；耐用品消费下降更为明显，年第二季度比年第四季度下降了12.2%，而其中的汽车及配件消费，年第二季度比年第四季度下降了23.9%，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实体经济部门之一。
（2）制造业的进一步萎缩
美方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资金进一步流向虚拟经济而远离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加剧，从而使制造业深受其害。危机期间，制造业增加值出现明显下降，其中耐用品的增加值下降尤为严重；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尽管下降幅度不大，但考虑到时间较短以及各产业均收到了冲击，这种下滑还是很明显的。
据统计，制造业增加值在年为.3亿美元，在年为.2亿美元，在年为.12亿美元；即下降了.18亿美元，年均降幅为3.4%。其中耐用品增加值由.35亿美元下降为.44亿美元，再下降为.74亿美元，年均降幅为7.6%；非耐用品增加值由.95亿美元下降到.76亿美元，再上升到.39亿美元，比耐用品更早出现复苏苗头。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年下降了0.8个百分点。其中，耐用品增加值的占比下降了整整一个百分点；非耐用品增加值的占比经过波动后有了小幅提高。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降，更能说明其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演进的过程中，制造业就业情况的恶化程度要超过整体就业情况，而耐用品制造业又是就业“重灾区”中的重点。制造业的特殊性还在于与其关联的产业链较长，因此其对整个美方的就业减少起到了放大作用。
据统计，这一阶段，美方的失业率创历史新高，在年10月达到10.1%，比年年度水平提高了5.5%。制造业雇员数在年为.9万，到年减少到.1万，到年又进一步减少到.8万，从—年下降了13.7%。
其中，耐用品制造业雇员数下降更快，降幅为16.4%，非耐用品制造业雇员数则下降了8.9%。美方从—年非农雇员数及制造业雇员数的每月变化情况。在24个月的时间里，非农雇员总数从万持续下降到万，共减少了多万，月均下降0.22%；
制造业雇员数由.4万持续下降到万，减少了多万，月均下降0.64%，即制造业雇员数的下降速度远远超过非农雇员总数的下降速度；耐用品制造业雇员数由万持续下降到.9万，减少了.1万，月均下降0.78%，下降速度比整个制造业雇员数的下降速度更快；非耐用品制造业雇员数由.4万持续下降到.1万，减少了49.3万，月均下降0.41%，其降幅虽然不及整个制造业雇员数，但下降速度仍然明显快于整个非农雇员数的下降速度。
美方制造业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绝非是需要调整那么简单，其衰落是深层次的。从工业生产指数和制造业生产指数这两个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晴雨表”来看，美方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危机期间的下滑是结构性的。美方的工业生产指数从年1月的.3持续下降到年6月的95.8。其中在年2月降到以下。这说明在当时，美方的工业生产已经弱于2年。尽管美方的工业生产指数从年7月开始恢复，但直到当年年底才勉强回到2年的水平。
美方的制造业生产指数的下降比工业生产指数的下降更快，从年1月的.4下降到年6月的94.4，并且比工业生产指数早1个月跌破。尽管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样从年7月开始出现回暖迹象，但制造业的生产直到当年年底仍没有恢复到2年时的水平。
耐用品制造业又一次“跑赢”，其生产指数从年1月的.9快速下降为年6月的92.9，不仅达到了这一阶段整个制造业生产指数的最低点，并且同样未能在年内恢复到2年的水平。非耐用品制造业的生产指数也经历了下降的过程，但其下降的速度相对较慢，并且时有波动；而其回暖则更早，也最早恢复到了2年的水平。